编者按：钱穆先生劝人读《论语》说：“我认为，今天的中国读书人，应负两大责任。一是自己读《论语》，一是劝人读《论语》。”而关于读《论语》的方法，则谈到：“惟学者治《论语》，先于朱注立基础，乃可进而多窥诸家之异说……”
本校定孔子圣诞为校庆，用意在使同学能知尊重孔子，因知尊重中国文化传统。欲尊重孔子，必读《论语》。读《论语》，必兼读朱注。朱子注《论语》有三大长处：一、简明。古今注《论语》之书多矣，独朱注最为简单明白。二、朱注能深入浅出。初学可以浅读，成学可以深读，可以使人终身诵读不厌。三、朱注于义理、考据、辞章，三方面皆优。宋人长于义理固矣，然朱注于考据、训诂亦极精善。且又长于文理，能于《论语》之章法、句法、字法体会深微，故《论语》以朱注为最胜。
犹忆余在十七八岁时，偶在家中书架翻得清儒毛西河《四书改错》石印小字本，读之惊喜，不忍释手。迨黄昏，移就庭外立读。其书批驳朱注，分类分条，几于通体无完肤。余时愚陋无知，仅知朱子乃宋代大儒，又知读《论语》必兼读朱注。而毛氏何人则不知。又其分类，如有关天文、地理、宫室、衣服之属，凡所讨论，余皆一无所知。读其书，仅使余知学问之广大，若另见一新天地。
越后读书渐多，知有所谓汉学宋学之别。又久之，读书益多，乃知即论考据、训诂，清代治汉学诸儒未必是，朱注亦未必非。其后几二十年，在北平书肆又购得毛氏《四书改错》大字木刻本，再读之，乃知毛氏虽博辨，其书实不能如朱注之广大而精微。回忆少年时初读此书之心境，不觉恍然自失。
盖清儒治汉学，门户之见甚深，凡朱注错误处，积清儒二百数十年之搜剔抉发，几于尽加驳正，殆所谓：“丘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矣。”然亦有朱注正确处，清儒存心立异，转以自陷。时余在北平，见学者群推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，鄙薄朱注不读。心知其非。顾一时风气所趋，亦无法纠挽也。
及抗战时在成都，病中读《朱子语类》，一日仅能读数条而止，倦即放置不读，亦不读他书。约半年，读《朱子语类》始毕，乃知朱子注《论语》，于义理亦多错，并多错在性与天道等大纲节上。此乃程朱与孔孟学术思想分异所在，亦已多为清儒所纠弹。然自此以往，善言义理，当仍推朱注，断非清儒所及。故余数十年来，教人读《论语》，仍必教人兼读朱注。良以朱注所得,较之诸家，心知其为独多。
惟学者治《论语》，先于朱注立基础，乃可进而多窥诸家之异说。所谓诸家，有远在朱子之前，更多起于朱子之后。苟非多窥异说，将不知朱注之所误何在，更不知朱注之所为精善独出于诸家之上者何在也。从来解说《论语》者多矣，几于每字、每句、每章必有异说。每有异说，亦多在两说三说以上。惟学者治异说，切戒有好异心，切戒有好胜心，贵在能平心静气，以实事求是之心处之。每得一异说，于文理文气上孰当孰否？于考据训诂上孰得孰失？于义理阐发上孰精孰粗？贵能细心寻求。《论语》本文，惟若平淡易简，然学者能循此求之，一说之外，复有一说。众说纷纭，而各有所见，亦各有所据。正在此等处，可以长聪明，开思悟。闻见日广，识虑日精。仅于《论语》一书能如此求之，而义理、考据、辞章三方面之进益，有不知其然而然者,有日新月异，益深益远，已臻于为学之上乘而初不自觉者。
然治《论语》之异说，亦不贵贪多，不贵欲速，不贵在限定年月以内，必尽搜《论语》之异说而偏治之。只贵于朱注外，随时得一书，获一说，即取与朱注对比。通一说，即获通一说之进益。如此从容缓进，乃为可贵。
余自来香港，即有意为《论语》作一新解。虽尊朱注而不专守，遇异说胜朱注者，尽改以从。而亦欲仿朱注，力求简明，力求能深入而浅出，力求于义理、考据、辞章三方兼顾。务求自中学生以上皆能通读。尤望成学之士读我注，亦不以为鄙浅。怀此心已久，屡易稿而皆未惬。去年在美国，积半年之力获成初稿。返港以来，又再自校读，去冬通读一过，今夏又再读一过，迄今已过其半，又能多所改定，今冬当可付印。自问此书，虽不能取朱注而代之，然读朱注者必当再读吾书，然后于《论语》易于有入门益进之望。此则余之志愿所在。因于今年校庆，先草此文，以为吾同学告。倘吾新亚诸同学，今年能人手一编，先读《论语》及朱注。明年之春，再读吾书，其于吾心，将何快如之！（文稿来源：《新亚遗铎》）
